任旭阳表示，无论是有啊的成立，还是筹备百度乐天B2C合资公司，这些行动都是为推进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整体发展这一基本战略目标服务。

　　任旭阳称，有啊成立两年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一方面，搜索引擎用户在进行商品查询时，能在有啊上找到丰富的商品信息，使用户得到更为完整的搜索体验；另一方面，有啊也使人们更加熟悉网络购物环境，促进了电子商务市场的成熟，有啊今后将按照公司既定的电子商务战略来进行发展。

　　任旭阳同时指出，互联网发展趋势显示，B2C正在成为电子商务的主流形式，因此B2C也是未来百度电子商务战略的重点。任旭阳表示，如果一切顺利，百度乐天B2C网站在今年年中就可以上线。

联通定制MOTO XT701

    国外著名消费类电子网站engadget近日报道由于受到谷歌退出中国事件影响，摩托罗拉在中国地区随后发售的Android手机将会去除谷歌服务转而使用微软Bing搜索和地图。联系到在北美发售的BACKFLIP使用了Yahoo搜索，而最近国内发售的ME600使用的是百度搜索，笔者认为这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从XT701上已经看不到谷歌搜索了

    随后笔者使用中国联通定制的XT701搜索时候发现，在第一次搜索后会询问选择什么搜索引擎，不过当勾选之后就无法再次更改，只能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来进行更改。这也印证了国外媒体的报道。

 
XT701使用的途语导航与ME600使用的天行者导航

    不过国外媒体报道的将使用微软地图我们并没有看到，从我们最近送测的产品来看XT701和XT702全部使用的是国产厂商的GPS导航地图，而已经发售的ME600使用的是天下行地图。看来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GPS市场还是不太了解。

    谷歌退出中国事件悬而未决，一个小小的搜索引擎也可以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而摩托罗拉主动使用Bing搜索被外界认为是在向微软示好，而且该公司CEO也表示不排除推出Windows Phone7系列的手机。微软的触手已经伸向了Google操作系统的门口了，而Google却仍然在坚持着自己的政策。未来的摩托罗拉如何走向复兴的道路，Google对Android的把控力到底有多大，目前还无法定论。不过从现在来看，微软与Google之间的争夺才刚刚开始。

　　然而，随后传递出的消息却是“月朦胧鸟朦胧，聚散两依依”。

　　Google到底有没有与中国政府谈判？谷歌在中国是去，还是留？黄安娜所参加的美国国会召开的所谓“全球互联网自由和法律规则”听证会，到底“剑舞何方”？

　　“博弈才刚刚开始，”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主任胡延平用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开头。

　　“谈判”究竟有没有

　　谷歌事件中，关于谈判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月13日Google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David

　　Drummond)执笔的官方博文中，博文中写道：“未来几周，公司和中国政府将讨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

　　但在1月15日，无论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还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回应“谷歌事件”时，都没有提及“谈判”一事。

　　也是在同一天，Google

　　CEO埃里克·施密特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态：“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协商取得一致后，继续留在中国。”此后，虽然“谷歌事件”在民间反响强烈，中国官方再没有任何声音。直到这次两会期间，先是赵启正开了个“回头马”的头儿，然后，凡是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出现的场合，“谷歌”成了必问的问题。

　　3月5日，据路透社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接受访问时称，中国政府正在与谷歌就双方争议问题进行磋商。同一天，来自《新京报》的报道则援引李毅中的话称，“谷歌事件大家都很关注，问题很明朗，不用我多解释。”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则表示，中国政府没有接到谷歌退出中国的任何申请，中国政府至今为止没有收到谷歌要进行正面接触和谈判的任何报告。

　　相比于谷歌副总裁黄安娜在3月2日确凿表示的“与中国政府对话”一说，人们不禁好奇地想问，中国政府与谷歌到底是谈，还是没谈？为何各执一词？

　　“谈判，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可能与一家公司来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腾飞博士表示，“说谈也对，因为如果要谈，那也应是美国政府替谷歌谈判。谷歌一直强调‘在谈’，可见一斑；说‘没谈’也对，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与谷歌谈判”。

　　“谷歌其实还是在进行公关战，我个人认为，对于我国现有的互联网监管制度和国家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问题，不存在谈判的余地，尤其是和一家商业公司。”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后傅玉辉认为，“况且开此先例，一家一家公司地和中国政府谈判，也不太现实。”

　　谈与不谈，表面看虽是操作层面的具体运作，不仅仅是“不同说辞”那么简单，实质上，暗含着谈判主体“对等与否”的玄机。而这其中，如腾飞所言，美国政府的积极参与不可忽视。

　　事实上，与“谈与不谈的分歧”相比，人们更关注的是“谷歌在中国，是去还是留”。

　　一切皆因信息监管？

　　美国电影《决胜21点》中有个关于谷歌的桥段。

　　在这部好莱坞电影中，主人公“数学天才”被招进“21点小组”时，老师说：“我们团队有一个人应聘去了Google，所以，我们才找你。”数学天才说：“你们一定不挣钱，否则那个人怎么会离开？”老师回答：“那可是Google啊。”

　　“为了理想，可以不要钱，不要那些挣大钱的机会，这就是Google。”

　　纵观整部电影，解读这几句对话，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虽然这只是电影中的细节，但或能折射出美国的主流声音。更有甚者，Google的这一形象也得到全世界广泛的认同，包括其言之凿凿的“不作恶”的理念。

　　所以，1月13日，Google副总裁的博文一经发表，因为“信息监管”等原因而准备撤离中国的谷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为了理念可以不要中国市场，”这种论调引发了一些行动，如网民在谷歌中国总部清华科技园的献花事件，等等。

　　Google副总裁的那篇博文里除了“信息监管”之外，也提到了黑客攻击一事。2月份，谷歌事件的后续进展中，也有关于“谷歌黑客来自中国，如蓝翔学校等等”之类的言论。

　　但分析人士认为，“黑客攻击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哪个国家、哪个机构没遇到过黑客呢？这是全球普遍事件。”攻击谷歌的黑客，居然来自一家“下设烹饪、汽车维修、数控加工、焊接技术、计算机、工程机械、家电维修、美容美发”的技工学校，让人不免有“无厘头”之感。

　　3月2日，赵启正公开强调，“2005年，他们(谷歌)来中国考察互联网的市场和投资环境，做得很仔细。一个大的外国企业，无论是哪个专业的，到中国来都要考察投资环境，谷歌特别对于法律环境作了逐字逐句的了解。2006年正式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对这些法律都有郑重的承诺。”

　　对中国的法律环境有着透彻了解的谷歌，为何在四年后却坚持不住了呢？

　　“谷歌在中国的四年，其实是非常坎坷的，”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互联网业内人士所言，外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适应中国的环境本来就不容易，谷歌能坚持下来，甚至“谷歌CEO施密特曾说‘在中国，有五千年的耐心’说明了谷歌当初的坚持”。

　　但谷歌在中国的四年并不顺利，如互联网资深人士洪波历数的“牌照门”、“涉黄门”等在中国发生的“19个门事件”。在对谷歌中国员工非常了解的知情人士看来，“李开复比较务虚，谷歌中国员工也以李为榜样。”

　　“如果在中国遇到任何不顺，甚至是谷歌在中国策略问题、中国员工遇到的‘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如谷歌中国自己发生的‘抄袭门’，如果都把这些归结到‘中国的监管环境’上，一切以‘监管环境’为借口，那么，谷歌总部会如何判断中国市场？”知情人士说道。

　　时代周报3月9日致电谷歌中国公关总监王锦红，她对“去与留”的前景不作回答，只强调，“谷歌中国一切运转如常。

　　之前有关于招人的帖子在网上出现，我们已经证实那是去年贴的。”目前，谷歌中国没有招人，也没有裁人。而对网上曾出现的“猎头公司大量挖走谷歌中国员工”一事，也不予回应。

　　“对于谷歌公司的撤离行为，的确存在许多令人质疑的地方。但是最起码有一点，说明谷歌公司在该事件中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以一个商业公司的身份来挑战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有些自不量力，这种不合作的方式也未必会得到他们期望的结局。”傅玉辉如此说道。

　　中美博弈自谷歌始？

　　谷歌先高调表示离开，几天之后又“希望留下”，同时，谷歌中国公司全面恢复正常运作。前后的态度变化，令人瞠目。与中国政府在谷歌事件中不多表态的“冷处理”方式相比，现在，很多人认为，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是谷歌。

　　其实，在中国，最早透露“谷歌在撤离”的不是谷歌，而是胡延平。

　　“谷歌开始撤退，所有在中国境内服务器全部搬走。”去年10月23日，资深互联网专家胡延平的一条微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条消息出现一个小时之后，谷歌中国公关负责人对此事予以否认。去年10月26日，胡延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对所写的“谷歌撤走服务器”一事，他并不否认，但对更多细节，他表示：“过一阵子再说。”

　　两个多月后，就有了谷歌自己的声音，准备“关闭在中国的运营”。

　　时至今日，对当时的那一条微博，胡延平仍不愿多说。3月7日，他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中，更多的是强调：“博弈才刚刚开始。”

　　他还表示，“(这是)不可逆转的政治化过程。互联网、互联网问题的政治化浮现于2009年，但是2009年只是开端。2010年互联网与稳定、外交、安全、民族等敏感政治问题的关系将会更加突出。既被博弈的多方利用，也被各种力量在角逐中撕扯。中美互联网战略冲突，以及谷歌退出风波只是冰山一角。博弈的过程刚刚开始，只要互联网继续存在、继续发展，就将不可逆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谷歌事件的发展过程，也如胡延平所言，这已经不只是互联网产业本身的事情。

　　就在Google副总裁的那篇“退出中国”的博文发表后不久，没等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政府迅速表态，1月14日，国务卿希拉里称“美国正等待中国政府说明这一引发严重关切与质疑的事件”。

　　3月2日，谷歌副总裁黄安娜所参加的美国国会召开的“全球互联网自由和法律规则”听证会后不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女发言人卡罗尔·加思丽(Carol

　　Guthrie)则表示，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以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为由，将中国审查谷歌中国站点的问题提交世贸组织(WTO)裁决。

　　代表谷歌，将中国政府对一家公司的内容监管问题上升到WTO国际组织，美国政府的意图似乎正在日益明朗。就事而论，此举似乎无可厚非，毕竟之前就WTO对电子出版物监管问题的裁决，把商业贸易冲突交给WTO，也是一个化解之道。

　　当下，很多人认为，谷歌目前“进退两难”，既然高调宣布要撤离，虽然后来谷歌中国经过短暂失控之后恢复正常运转，但说明谷歌想留。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谷歌想走，还是想留”的问题了。如洪波所言：“一旦挑明了，摊牌了，让事情陷入僵局，让双方可下的台阶变少了，妥协的空间也被压缩了。”傅玉辉则认为，“客观上谷歌只是一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激起中美互联网监管争端又面临尴尬的棋子”，已经身不由己。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谷歌先有退出言论在先，美国政府利用谷歌了”，但所有以上声音都没有来自谷歌官方的认可与评论。

　　当下，在谷歌事件中，美国政府的积极参与，让很多人迷惑。“谷歌退出中国，我无法将其看作一个简单的商业事件。因此对于该事件的评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自由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互联网管制的问题。”傅玉辉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腾飞则认为，“信息战是未来国家战略的重点，谷歌事件不可小视”。

　　但从目前中国政府对谷歌事件公开情况所透露的信息是，坚持原则，明确立场，留有余地。“我国政府希望这个事件限制在商业的范畴之内，不涉及政治利益和外交冲突。这种冷处理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确是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思路。”傅玉辉如此说道。

　　有分析人士称，我国对于互联网监管和互联网产业环境会有所调整，但这不会和美国政府和公司压力联系在一起。这个进程以及节奏更不会按照美国的期望走。“我国的互联网政策也是在实践中探索，但请注意，大原则问题不容谈判，核心利益不会拿来讨价还价。自由和开放毕竟是互联网的本质，但是前提是遵守法律和信息安全”。

　　此刻，不仅谷歌的“去与留”引人关注，谷歌事件背后所折射的博弈更让人深思。

　　并非所有人都对挑战会避退三舍，特别是它触及到自己的敏感神经时。据知情者称，乔布斯与团队在讨论如何像对音乐播放器和移动电话进行革命一样，来对移动广告业务进行大调整。苹果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用户数据中心和地理定位科技来让广告更有针对性。此外，新科技能以创造性方式使用iPhone，即就像掷色子一样通过摇晃iPhone来赢得一些交易优惠。
 
　　苹果因此意识到需要一个广告商网络和专门针对消费者行为的科技手段。公司2009年秋季开始竞购新入行的移动广告业内的领先者AdMob。此收购目标非常有实际意义，AdMob半数以上的广告都是在像iPhone和iPodTouch这些智能设备上播放。但就在苹果想要结束此收购时，谷歌去年11月8日介入，宣布它会支付令人吃惊的7.5亿美元收购AdMob。苹果不得不决定快速转向AdMob的最直接竞争对手Quattro Wireless。
 
　　据高德纳咨询估计，全球去年共计有9.24亿美元开支用在了移动搜索广告上，不足互联网广告总规模的2%。问题是桌面和移动设备用户的搜索方法并不一致。许多手机用户不愿使用设备上极小的搜索栏，而是尽力在拥挤的键盘上拼命键入搜索内容。此处的搜索广告效果肯定不佳。在许多情形下，应用软件却更有效，它只需较少步骤，而不是在键盘上输入要搜寻的内容便就能很快找到所需信息。
苹果拥有大量有价值的，有助于提升移动广告业务的信息。苹果准确地了解用户从iTunes上下载过哪一类应用软件、短视频和歌曲，公司甚至能掌握像客户信用卡号码和家庭住址等详细信息。这就让苹果有了以新方式混合广告和电子商务的机会，特别是收购了Quattro后。这家新创业的Quattro已与福特汽车等多个厂商进行过合作。苹果在拥有了Quattro后，就能够告诉广告商，客户会在何种情况下点击哪些特定广告，以及点击频率有多高。预计这项科技还会在苹果于本月末开始生产的平板电脑上使用。
 
　　当谷歌2007年推出Android系统后，它称将侧重于开发该操作系统下的软件，让像摩托罗拉等传统电话生产商能制造出相应设备。此策略类似于微软在个人电脑上的策略。谷歌Android业务负责人在推出NexusOne后表示，仅一两类使用相同软件的设备对市场的影响无足轻重，而出现数十到成百类设备的情形才会大不相同。
 
　　然而，Nexus One的面市也表明了谷歌对Android系统能否快速获得市场份额感到担心。公司产品管理副总裁Mario Queiroz在本月声明中表示，Android手机在市场上的表现已超出公司最乐观的预期，但公司还想增长更快。谷歌希望NexusOne的推出能在智能手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公司由此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谷歌的Nexus One之举并非无风险。Android系统的硬件制造商可能会在与自己应有的合作伙伴上进行竞争而犹豫不前。摩托罗拉前副总裁对谷歌会如此快速进入硬件领域的竞争感到吃惊，认为至少微软从未自己生产过PC机。
 
　　谷歌了解自己在移动广告领域上的脆弱地位，且在努力改善。因个人化和地点分布的原因，施密特坚信移动广告终有一天会比在PC机上的广告更重要。尽管谷歌不愿讨论自己在这方面的计划，但施密特对一些移动电话最终对用户是免费的设想还是有所表示，而做广告的商家将支付这笔设备费用。有业界分析师认为，若谷歌走到这一步，那它在业内是无人可及的，至少苹果无法做到这一步。
 
　　随着设备制造商越来越远离视窗移动(Windows Mobile)系统，微软在智能电话上正逐渐消失。这是因该系统没有像Android系统和苹果那样有众多支持的应用软件和相应开发商。世上最大移动电话制造商诺基亚在此领域上也在苦苦挣扎，其Ovi在线店铺(Ovionline store)虽努力经营，但与苹果的iTunes店铺(iTunes store)相比仍是默默无闻。甚至此前一直为自己的先进科技欢呼雀跃的韩国手机制造商，三星和LG也失去市场份额。业界分析师对此的评论是，传统手机制造商从来不了解如何与软件和软件开发打交道，因这项功能并不存在于它们的基因中，然而世界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有业界分析师认为谷歌和苹果两家的竞争在未来数月必将更激烈。有分析师甚至认为，苹果会很快将当前作为缺省的谷歌搜索引擎从自己的设备上卸载，主要是让谷歌远离能够改善其移动广告业务和Android科技的移动数据。乔布斯甚至有可能与微软达成一项使用其搜索引擎Bing的交易，以此作为苹果设备上的一项选择，或有可能开发自己的搜索引擎。
 
　　当下，谷歌的Android系统对苹果的iPhone业务威胁很大，而iPhone已占到苹果总销售份额的30%以上。同时，今后的所有搜索业务增长预计都来自移动设备，业界人士认为，它在2016年将占搜索市场份额的23.5%，远高于今天的不足5%。这为科技业展现了一个重要的新竞赛机会，而友谊这类东西几乎只会让进步消亡。

　　施密特认为，移动设备作为流行趋势正在改变互联网，这些“超级电脑”最终可为媒体公司带来更多的网络收入;如果你们想理解互联网的未来，不要将其想象成管道，而应作为移动设备来看。施密特称，移动计算的爆炸式发展一直让他吃惊，智能手机显然将战胜传统电脑。

　　他表示，谷歌最好的工程师都在建造移动应用，他们的工作是以移动为中心开发应用软件，而不是以桌面为中心。他还预测，由于移动的趋势，谷歌来自网络世界的收入最终会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广告将变得目标性更强，而用户的关注点更为集中，在这方面谷歌还未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技术力量。

　　同时，他也反驳了谷歌正在变得太强大的指控。他表示，很多事情谷歌都可以做但都选择不去做，在维持用户的信任上谷歌有很强的动力，竞争对手的存在就是让谷歌不愿有成就感的动力。

必应搜索引擎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雅虎市场份额的下降。雅虎2月份的市场份额从1月份的17%下降到了16.8%。谷歌2月份的市场份额从1月份的65.4%提高到了65.5%。

据Jefferies & Co.分析师Youssef Squali说，这里的重要事情是必要搜索引擎市场份额的增长和雅虎市场份额相应地下降。自从2009年6月推出以来，必应的市场份额增长了350个基点，而雅虎的市场份额从2009年5月以来下降了330个基点。Squali在3月10日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我们认为雅虎在2010年稳定其市场份额和保持在搜索市场的相关性是非洲重要的。
由于雅虎已经与微软签署协议在未来10年里将采用必应搜索引擎为其提供搜索结果，雅虎搜索市场份额的显著恢复是不可能的。
美国司法部和欧盟已经在一个月前批准了这个合作交易。微软和雅虎已经开始认真地开始集成的工作。

Squali说，虽然雅虎的搜索业务比必应大，但是，必应显然将推动雅虎搜索的发展。这两家公司合在一起的市场份额现在是28.3%，谷歌的市场份额是65.5%。微软与雅虎合在一起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微软的。这种成功肯定会产生更大的成功。

　　1月19日晚间消息，百度首席运营官叶朋及首席技术官李一男在十天之内相继离职，业内专家洪波及谢文均认为，百度当初在引进高管时过于草率，判断有误，他们建议百度应该反思自己的高管引进机制。

　　十天之内两核心高管离职

　　1月18日下午15:30分，在媒体报道了数个小时之后，百度对外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其首席技术官李一男“因个人原因”离职。据悉，李一男离职后，将从CTO变为CEO，他将出任无限讯奇公司(中国移动12580独家合作伙伴)的CEO。

　　李一男的离职，如同他16个月前从华为加盟百度时一样，在业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外界开始揣测这个被捧上神坛的“技术天才”为何会离开百度。

　　除了李一男身上的“技术天才”光环外，外界对这起高管离职事件保持高度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是百度十天之内发生的第二起核心高管离职。1月8日，百度宣布分管销售工作的首席运营官叶朋离职。

　　业内专家建议百度反思高管引进机制

　　叶朋和李一男是百度从外界引进的第一批职业经理人核心高管。百度之前的CTO刘建国、COO朱洪波都来自创业团队，他们在百度上市后离开公司。现在，叶朋和李一男都分别在加入百度一年多的时刻，离开了百度。

　　著名互联网观察家洪波(keso)认为，百度管理架构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真空，百度当家人李彦宏当时有些饥不择食，其引进的叶朋和李一男并非合适人选，他们在加入百度时就为今天已经发生的上任短期内离开埋下了伏笔。

　　互联网专家谢文认为，百度在找高管方面“判断有些失误”。

　　洪波具体分析说，叶朋之前在摩托罗拉及苹果中国公司工作过，这些行业的特点和互联网相差甚远，要在短期内领导好搜索公司的销售团队，难度可想而知;而李一男尽管是电信技术专家，但对互联网并不熟悉，领导开发互联网技术亦有很大的挑战。

　　“搜索的业务非常独特，大多数互联网行业之外的人很难融入进去，非互联网的人担任高管，这本身就潜伏着危机。”洪波说。李一男加盟百度之时，洪波就预言，这“不会是一个长期的安排”。

　　“业外人士要找到互联网的感觉很难。”谢文说，“百度应该下决心把班子弄好，它还是需要一个五到七人的核心高管团队。”

迟到的80后

　　他们已基本失去成为互联网一线领袖的机会，他们是迟到的80后， 所幸，这群年轻人并未颓废，而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不再飘摇。

　　文 | 《创业家》特约顾问 程苓峰 《创业家》实习记者 赵璐璐

　　编辑 | 刘涛

　　插图 | 刘杨

　　对于互联网以至中国商业而言，他们姗姗来迟。

　　他们已不太可能取代70和60年代的人成为主流商业规则的制定者或标志性人物。

　　为什么中国的80后里出不了扎克伯格和Lady Gaga？

　　是该给80后“松绑”了。

　　自从2006年一篇《生于80年代》的文章开始，80后这个名词流行并红火了整整四年。这就像是同样在互联网火热了多年的另一个概念“Web2.0”，越被开发(炒作)就越有价值，各种利益冲撞和纠缠到一起。于是，真相越来越难以看清，插科打诨甚至不可告人的就多了。

　　对于Web2.0，既有程炳皓那样的短期内把社交网络做成了，也有方兴东那样的被博客给忽悠而栽大了；既有腾讯那样的表面上不发言但实际上是集大成者的2.0鼻祖，也有新浪那样的硬生生把博客这种2.0做成1.0也成了；既有心平气和坐怀不乱而后坐地分金的风投，也有就冲着一个概念而损失惨重的“疯投”。

　　80后又何尝不是一样？

　　这股大江大水里面，既有脑子算清醒的李想一类，炒作自己，提高知名度，趁机四处挖人打造团队，而后风光套现；也有脑子半清醒但马步不稳的高燃一类，炒作了高调了有了知名度，可被VC骂成“用公司资源包装自己”被赶出门庭。

　　既有脑子糊涂，就算有根基也给败了的郑立一类，顶不住压力，抗不住诱惑，被邪道拐了去；也有既无根基，脑子也半清醒的董思洋一类，趁80后火了，于是拼小命地给自己贴金自吹自擂，最后被媒体揪出来说是一个骗子。

　　80后里大是大非把握不住，心浮气躁，人不在少数。

　　所以给80后松绑，就是不要搞连坐。高燃站不稳马步，不是所有80后都站不稳马步；郑立摔跤了，不是“80后偶像集体坍塌”。戴志康鄙视传统教育方式，不意味着所有人不读大学创业都有戏；李想做汽车之家比做泡泡网更NB，不表示所有人的第二次都会比第一次更成功。

　　不过“松绑”的更重要意思，是不要把80后看得太高。有个词叫“捧杀”，爱之足以害之。就算屹立不倒的李想和戴志康，再加上近两年新浮出水面的刘松琳和汪海兵，也远未能成为这个时代主流商业的规则制定者或者标志性人物。目前的事实是，就互联网而言，80后已经基本失去了成为或者取代马化腾、陈天桥、李彦宏这些一线领袖的机会。

　　为什么？

　　当1995年马化腾和丁磊已经开始在为创立腾讯和网易暗暗攒钱和蓄力的时候，李想才刚刚摸到电脑

　　李想：时机很重要

　　李想为何弃守泡泡网？

　　时运：2007年上市泡汤，团队人心要散了；

　　诱惑：出手阔绰的投资者愿以泡泡网上市的PE值投资，团队还可持有股份；

　　认命：面对中关村在线和太平洋，李想认为不可能后来居上，时机过了

　　李想的泡泡网作为数码产品导购门户的行业老三，在2008年接受了澳洲电讯的控股。也就是说，泡泡网最大的主人，已经不是李想。而且，在澳洲入股后，李想的主要精力也不在泡泡网，而是做了一个新业务――汽车之家。多年运营的泡泡网留给他人打理。“等于是卖了”，很多业内人会用这个字眼。它跟“弃守”是一个意思。

　　这自然不会是李想的首要选择。但他有一前一后两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2007年开始，已经有几千万收入和一定利润的泡泡网想尽一切办法要上中小板，或者至少是创业板。整个团队都已经翘首以待：上市成富家翁。但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在2007年骤然变化，形势急转。上市泡汤了，但早已被上市激发起来的兴奋的人心却难以被抚平。当时的情况是，群情愤懑，泡泡网第三大股东邵震套现走人，走之前已经对李想恶言相向。这就像是喊上市喊了十年的金山，每一次上市泡汤，都会走一拨人。李想感觉到“团队要散了，没退路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投资商出现，愿意给泡泡网上市的PE值，而且，整个团队还能持有一定的股份，在这个架构下继续做事业。李想说：“换成是你，你做不做？”

　　就是这个关卡逼李想走上“卖掉”这条路。也许背后的终极原因可以归结到泡泡网和李想自身的条件不够去，但是，最直接的那个原因就是：突然颓废的2007年，也就是“时机”二字。

　　但为什么李想没有继续在泡泡网，而是另起一摊？这关系到第二个难点。

　　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李想认为，泡泡网没办法后来居上，超过中关村在线和太平洋。“它们两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我不能让员工工作14个小时，那会死人了。我们做的事都一样，资源都一样，都干12个小时，但是时机不一样，它们有先发优势，并且数码产品早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过了这个点，我累死也超不过它们。”

　　但同时李想发现，其实同样的付出和同样的经历，在另一个市场，就完全有机会做成第一。因为这个市场，正在经历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规则需要重新确立，而不再是数码产品市场上那样“老大制定规则，它做蠢事我就必须跟着做蠢事，比如为卖广告就要做一堆的公关配合”。

　　这个市场就是汽车。所以李想干干脆脆地放弃泡泡网，全力投入汽车之家。后来的结果证明了李想的判断。汽车之家2009年成为行业的绝对老大，第三方调研显示汽车之家流量占所有汽车类网站资讯的50%。

　　不过，需要站远一点看。充其量，汽车之家也只是一个垂直领域的资讯门户，同等的领域还有比如房产、游戏、股票等等，而这些领域早就有规模更大甚至上市的公司。在互联网的那张天高地阔的大图里，李想所占据的位置绝对算不上主流，仅仅偏于一隅。李想为自己挣回的这点面子，只是一张小面子。汽车之家一百来人的团队在2009年实现的收入是一个多亿，无论总值还是人均两项指标，在今天闯荡互联网的80后里都无出其右，而这正好隐射了80后在互联网里的集体边缘化。

　　在这里可以清点一下两拨人，看看他们的年龄和背景。第一拨，今天中国互联网的统治者，大集团的掌舵者：以马云和张朝阳起头，1964年出生。朱骏1966年，沈南鹏1967年，李彦宏1968年。接下来是梁建章、雷军、曹国伟，1969年。再往下，周鸿1970年，丁磊、马化腾、池宇峰都是1971年。陈天桥收尾，1973年。这一拨都是出生在1964~1973年的十年之间。

　　第二拨，最近两年崛起的新势力的代言人。开心网程炳皓，1972年生，在新浪工作10年；优酷古永锵，1966年生，在搜狐工作7年；京东商城刘强东，1973年生，做了N年的IT销售；拉卡啦孙陶然，1969年生，曾参与创办恒基伟业，后投资蓝色光标，现任拉卡啦公司董事长兼总裁；3G门户邓裕强，1976年生，北大毕业后工作4年；UCWeb的梁捷和何小鹏，1976年生，创业前在公司打工5年。换句话说，最近三五年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3G无线、视频分享几个主流领域异军突起的人当中，也都基本逃不出1964~1979年这一大致的时间段。80后在这一拨的新兴潮流里，基本失语。

　　对李想发问：你为什么没有在放弃泡泡网后，切入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或者视频分享、3G无线这四类占位更优的互联网市场？而实际上，早在2007年李想就注意到了PPG，他常对左右人说：这个东西很有潜力。

　　李想的回答是：“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并不擅长这些新的领域。坦白讲，跨度太大的事我们一定做不了，比如纯技术类。我们的技术人员都以大学毕业生为主，我们本身是一个产品驱动而不是技术驱动的公司。比如开心网要做那么多动态页面和管理几千台服务器，这事我们没法做。再比如电子商务，涉及复杂的实体货物的存储和物流，我们也没法做。”

　　归根结底，在这些新领域井喷的前夜，李想们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能和资源，而那些比他们更年长、在主流互联网公司或者某垂直行业里磨砺多年的“老人”，则准备好了。于是李想做出了一个探索与稳妥并重的选择：还是做垂直行业的资讯和服务，这是他所熟悉的；但选择一个新的垂直行业――汽车，这是一个相对空白的市场，有机会做成第一，并且成为这个细分市场的规则制定者。

　　所以，这是一个极为现实并且理性的选择和结局。李想对畅销书《异类》里的一个事实和一个结论印象深刻：那些至今仍然掌握IT产品命脉的人都是1955年前后出生的人，因为正好他们在20岁这个黄金年龄赶上了1975年所发生的PC产业的萌芽。比如盖茨和乔布斯，都是1955年出生。而无论1965年出生的美国人里有没有更聪明更热情的盖茨和乔布斯二号，他们已经不可能冲破老一代10年建立的门槛。

　　戴志康所认为的道，是一种品质和品德，是自己对于一个愿景一种信念的坚守，甚至是在一个绝望的境地之中

　　戴志康：无知者有畏

　　80后在互联网的尴尬：

　　● 互联网最好的时候被70后赶上了。现在的环境、时机都很恶劣。80后只能捡点残羹剩饭，看哪儿还有点需求没被满足做一做；

　　● 小公司创新是必须的，但成本很大；大公司可以一直用一种保守的跟进策略来实现市场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同为80后在互联网里的代表人物，戴志康的道路与李想截然不同，他选择的是一个想象空间较大的横向领域，企图提供一个互联网通用产品和服务，即类似于IM或者搜索那样的集论坛、SNS、虚拟货币于一体的基础设施。这把戴志康置于最主流最血腥的互联网战场。

　　但是，或者当然，两位对于80后在互联网的现状都是同一个认识：尴尬。所谓殊途同归。

　　戴志康说：“互联网上任何一个公司都很难逃脱一家公司的魔掌。”这家公司是谁？不用明说。此公司在产品战略这个层面正好处于Discuz的下游。其逻辑是：BBS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场所，但网友在BBS里认识之后的下一步是干什么？答案是：加为QQ好友，私下里慢慢聊。所以某种程度上，戴志康的Discuz所做的，即是孜孜不倦地为QQ贡献高质量好友的来源，等做完这个活儿之后，就被遗忘掉。所以，包括Discuz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在无形中帮着QQ树立它的核心竞争力”。

　　但这个现实又无法改变。对于同样做SNS的51或者开心，它们的用户都是QQ用户的子集，并且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是QQ的子集，再甚至它们的资金和资源最多也只能占到QQ的一个小比例。这种格局下，竞争就会异常悲壮。

　　举个例子。2009年6月15日之前，开心农场这一款游戏在基于Discuz的社交网络上基本处于每月30%以上的快速增长。但在6月15日之后，这个增长曲线就陡然变平了。为什么？因为2009年6月15日这一天，QQ的开心农场上线了。

　　QQ动作之前，开心农场是一款新游戏，所以导致Discuz的用户们争相尝鲜。但当拥有中国最大互联网用户群的QQ把这个服务推向它的用户的时候，开心农场对于所有人都不陌生了。这个游戏的接触点从若干小SNS和小网站变到了庞然大物QQ身上。所以接下来，用户对于这款游戏的第一接触点转移了，而一旦转移，要回到第二接触点的可能性就会非常之小。既然可以在拥有最多朋友的QQ上玩，又为什么要在51或者开心上玩呢？于是在6月15日之后，戴志康们就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不断引入创新的应用去维系原来的那条增长曲线。

　　戴志康的心得是：对于小公司来讲，创新是必须的，同时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但大公司确实可以一直用一种保守的跟进策略来实现市场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这种情形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会让小公司一直处于反复徘徊的低水平运作，而相反，那些早三五年崛起的大公司及其领袖就能逐步积累起大规模、高层次的运营和管理经历。

　　来听听戴志康的原话：

　　“我真的不相信什么马化腾这帮人，他当年起步时就有多高的能力和水平，不管是他的管理、技术、业务销售还是战略眼光。80后和他们70、60后之间相同的是，大家都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是来源于你对这个东西的喜爱和一点点能力，而这个能力是随着业务逐步滚大的。2005、2006年那会儿，让我一个人管两百人的公司，我真是管不了。但随着业务增长，我把团队建立起来，它会形成若干个经理、总监和副总，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来把200人管理起来。但是今天把我扔到社会上，给我两百个人让我把他们管好，我一时之间也管不好。

　　“那回过头去，马化腾、李彦宏也不是一开始就能管得好几千人。其实个人能力的成长路径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不一样是在于，这条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成长受到限制。如果环境、时机都特别好，公司管理不好也无所谓，只要业务好就行，业务好可以掩盖掉其他的问题。大势在前，小问题都忽略不计。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环境、时机都很恶劣，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业务难以快速增长起来，我们的能力和经验受到相应的制约。

　　“所以互联网最好的时候我们没赶上，被70后赶上了。我们就捡点残羹剩饭，看看哪儿还有边边角角的，有点需求没被满足做一做。但是这个东西注定进入不了特别一线的阵营。已经感觉到，这拨人里面出不来像陈天桥、史玉柱、马化腾、丁磊这样的人了。

　　“这样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苟且’来形容，最好也只是怀抱着一种有限的理想。原本你也可能有一个大理想，但这个理想会被其他东西所挤压。最悲哀的事情是，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有员工离职是为了去创业。但前几年说创业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这可能意味着一种理想的泯灭。”

　　从“怀抱一个大理想”到“苟且于一片小天地”，也就是戴志康所说的从“无知者无畏”到“无知者有畏”。无知者无畏的时候，也不知道前面会有几只老虎，就只是觉得当时的所谓大公司也是千疮百孔，弄点SP或者搞个游戏骗点钱，于是“很鄙视”这样的大公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无知者有畏的阶段，开始意识到这些“虚弱老虎”真正的可怕之处。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帮助实现了对自身的革命和脱胎换骨。

　　于是接下来的目标是，做一个“有知者有畏”的人，所谓有知，就是“知道事情本身是怎么样的，没有盲目的冲动和幻想，抱着脚踏实地的信念和一种对风险足够多的把控和预期，尽最大努力而为之，去换取一个尽可能好的结果。这起码对于80后来讲，是现在应该具备的一种心理状态”。

势与道

　　迟到的修炼：

　　● 80后的“互联网天性”是一种道，是一种意识，一种生产力模式。但在互联网市场，势的力量大于道；

　　● 修炼年份不足。人生感悟、为人的道理，不可避免要用很多年去“练道”；

　　● 被70后遏制。2003~2008年，70后在小道上炼成后，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层面上练大道，而80后可能永远失去做大规模、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练大道的机会

　　现在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既然在互联网世界，姗姗来迟的80后是个弱势阵营，那么80后概念为什么在2006年冲天而起？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受到追捧？

　　总结一下不外乎两点：第一，80后在其中学阶段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因此互联网而非教室课堂成为他们的教育场地，他们的天性更与互联网契合。第二，其中的佼佼者往往因为互联网而抛弃了传统课堂和教育程序，没上大学而直接创业，所以在20岁出头就崭露头角。这两点确实是独特的。对比下70后，他们往往在大学之后才接触互联网，过了“少成若天性”的阶段，并且，他们是在工作若干年后才开始创业，崭露头角都在二十六七岁以后。

　　在这两代人的较量里引入一个坐标体系，即术、势、道。术属于技巧，皮毛，无伤大雅。势属于大势，李想和戴志康所归咎的80后不占天时就属于势。道是根本的竞争力，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势是定量，不可变。而术和道可变，可积累。

　　既然在势上80后迟到了，那么在术和道上，80后处于怎样的局面？上面提及的80后所具备的那两条优势，到底是术、势还是道？

　　在李想看来，80后所具备的“互联网天性”在比较大程度上属于道，是一种意识，一种生产力模式。但在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势的力量大于道。所谓“势决定一张饼的大小，你自己的道决定在这张饼里能吃到多少。”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90后是最尴尬的。80后还能拣一些边边角角，90后就只能从别人嘴里抢吃的，而70后出场的15年前，互联网全是空地。

　　同时，80后的“互联网天性”也只是道的一部分，道里的更大一部分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时间和经历去积累，比如对人生的感悟、为人的道理，无论你生于哪个时代，都需要数十年的不能免掉的“练道”的过程。

　　2003年左右的李想“就是不会沟通，就是没法自如领导这个团队”，那个时候的李想什么办法都没有，看书也没用。那个时候，李想认为管理人其实就是一种术，所以在他最不会管人的时候，在拼命用术、学术。但在吃了大亏、栽了跟头之后，李想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个不是术，而完全是个道。为什么是个道？

　　“因为在那之前，你觉得你自己最重要，什么事我最懂，到后来你觉得你自己不重要的时候，管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到后来你真正往后退一步，你开始承认他们懂比我懂更重要，我不需要什么都懂，那管理就解决了，凝聚力就有了，然后你也听得进去了。”

　　总结一下，1998~2003年就是给70后练道的时间，2003~2008年就是给80后练道的时间，也是这两拨人最受磨砺的一段时间。但问题在于，正如戴志康所说的，2003~2008年的70后在小道炼成之后，开始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层面上练大道，而80后因为受到70后的遏制，而可能永远失去做大规模、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练大道的机会。

　　弊端还不止于此。当70年代的人练道的时候，并没有60后在前面挡道，所以没有太多的干扰。但当笼罩在70后阴影下练道时，80后不能避免地受到很多干扰。80后太想变得跟70后什么都一样的时候，其实反而忘记了锻炼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最典型的牺牲品就是高燃，这个总在公开场合跟业内领袖同台高谈阔论的80后，因为忘了自己是谁，因为没有看到这些70后在背后对于产品、运营、团队等细节的把控，而像断了线的风筝，落不了地。

　　而如上只是李想的逻辑，相比之下，戴志康的逻辑更显悲观。他认为“互联网络天性”只属于术，称不上道。

　　“什么叫互联网血液？其实就是因为你接触得早，在你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这白纸上被写上了互联网这个东西。但你这张白纸被写上互联网这三个字的时候，第一你并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也并不知道为什么被写上，只是因为我只知道有这么一样东西，我就知道了。而另一种情况是，当我这张纸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字，但还是要隆重写上互联网三个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也就是70后的境界。”

　　总结一下就是：70后是在有选择、有比较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有知者无畏；而80后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所以叫无知者无畏。

　　“可以把无知者无畏比作开车。有人告诉我这条高速公路上没什么车，所以我就把眼睛蒙上往前开，一路开到地方了，没撞，因为这条路就是直的。但我没撞，不代表我不会撞，就是说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这个事办了。这跟在我知道其利和弊的情况下把事办了是不一样的，跟睁着眼睛左躲右闪把车开到终点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人的要求和智慧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戴志康所认为的道，是一种品质和品德，是自己对于一个愿景一种信念的坚守，甚至是在一个绝望的境地之中。李想所遭遇的“沟通和管理”难题，戴志康也遇到了，其解决方案也跟李想相似，是放到一个道的高度去看。

　　“最主要是沟通，但愿景不是讲出来的，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比如在高管团队里，大家正在做的这个事业是盟约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都被这个东西套牢了的时候，那你这个信念就是真的传递下去了。我在培养下属的责任心的过程中，发现责任心得到培养最多的人却是我自己。第一你相信，第二你做到，第三你身体力行去贯彻。首先我自己要被套牢，然后才去想，别人如何套牢。只有你真正打心里认为你和大家是平等的，你才会有一种真正的气势。所以还是自己把自己搞定，才能搞定别人。如果不搞定自己，想搞定别人那很难。”

　　说到这里，关于势和道的事情基本清楚了：在互联网的80后因为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所以在道的修炼上也慢了一步，这可能导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不过问题是：80后在互联网里迟到了，但在其他行业呢？如果80后正好赶上了某一个行业的发展时机，那么他们能否成为那个行业的马化腾？

　　刘松琳与汪海兵

　　扎克伯格与Lady Gaga

　　互联网以外的80后创业样板：

　　● 聚成，用互联网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模式打造一个培训行业的携程；

　　● 刘松琳，聚成创始人，术上不通，却是道上高人，练道时间比李想、戴志康至少早5年；

　　● 淘米网络汪海兵，避开巨头林立的互联网，做儿童娱乐，提供内容，创造快乐，努力成为中国迪士尼

　　所幸我们找到了这样两个样本。

　　从2003年开始，聚成培训以6年时间做到了中国第一大管理培训公司。2009年末以20%多的股份换来1.4亿元投资。其创始人、董事长刘松琳，跟李想和戴志康基本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1981年生，初中未毕业，22岁第三次和父亲赌气离家去深圳创业，开了家佛具店，后来接触到培训行业，就一头栽了进去。

　　聚成的快速成功来自一个创新的运作模式：用一张学习卡整合上游的讲课资源，再作为中介连接下游的听众。是的，很大程度上，聚成就是培训行业的携程，但更有优越之处：携程的上游是垄断的机票和酒店，它们会反过来压制携程；而聚成的上游是散落的培训资源，他们急需被整合。很有意思的是，李想对刘松琳和聚成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就是在用互联网的方式做培训，我一看就懂了”。

　　具体就是：互联网代表一种生产力模式，2000年以后出现的很多看似与互联网无关的商业模式跟互联网本质是相同的。比如传统的杂志和报纸的生产力就落后于互联网，它们是自己写自己来满足用户需求，但互联网是调动一切资源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并不关心内容的作者是谁，只关心这是不是自己的需求。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是腾讯，因为他调动了3亿人满足用户需求；第二大是百度，它调动了几百万的网站满足用户需求。公司的价值和这个调动的资源成正比。聚成就采用的是互联网的模式，用一张学习卡整合所有的并不一定是我私有的培训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刘松琳在培训行业的占位和强势，正好契合了李想和戴志康的关于道的判断。刘松琳这个人并不懂培训行业的实际操作，不会上课，这跟亲自做产品搞研发的李和戴截然不同。但他凭两件本事成为让人服气的董事长：用好人、分好钱。刘松琳母亲的说法是：“这小子最大的特点是懂事，人缘儿好，不生事儿。小时候乖孩子、野孩子他都能玩儿到一块去。”戴志康上过一两年大学，李想读完了高中，而刘松琳初中都没毕业，这个人从15到22岁之间就在父亲的酒厂里收玉米、数酒渣、刷瓶子、勾兑白酒、跟车跑路送货。17岁时第一次离家去威海卖白酒，第二次出走是去杭州做美容店。说白了，这就是刘松琳的练道时间，比李和戴至少早了5年。

　　现在看另一个例子：汪海兵。这个人2007年创立淘米网络，只用了2年时间就把摩尔庄园做成了中国最流行的儿童社区，积累了5000万用户，在儿童娱乐这个细分行业里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不过有趣之处在于，汪海兵跟李、戴、刘三个人的“草莽”路径截然相反：80年生，1999年上华中科技大学，2003年还上了研究生，2004年加入腾讯，2007年开始创业。这是正宗的在传统秩序和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正规军。

　　英雄不问出处。在汪海兵眼里，自己的练道时间其实就是在华中科技这样的大学和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学会了“听说读写”，学会了与人相处。

　　但有一点，汪海兵当然逃脱不了“势”的承载。当淘米在2009年积累了巨量用户时，摆在前面有两条路：一是服务公司，一是内容公司。前者就是纵向提供儿童聊天、儿童邮箱、儿童浏览器、儿童搜索引擎，甚至儿童B2C等所有和儿童有关的具体业务；后者是做一个纯粹的儿童娱乐公司，像迪士尼那样提供内容。汪海兵当然选择了后者，他的理由是：“这是一个大的思路，IM、邮箱、搜索引擎是互联网上最基础的应用，儿童用的和成年用的并没本质区别，就好像并没有专门为儿童提供的电和水一样。但是跟文化相关的东西，儿童和成人一定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在2010年元旦，汪海兵第一次把公司的定位从“中国最专业的儿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改成了“最受中国家庭欢迎的儿童娱乐公司”。最核心的转变是去掉了“互联网”，而改成了“儿童娱乐”。一词之差，格局陡变。

　　说得更直白一点，汪海兵跟李想和戴志康一样，如果可以选择，就应该尽量选择避开巨头林立的互联网，切入另一个格局未开的新市场。如果去做儿童IM、儿童邮箱、儿童搜索，汪海兵就要面对马化腾、丁磊和李彦宏，遭受与戴志康同样的困境。如果去提供内容、创造快乐，那淘米就有望成为中国的迪士尼。

　　不过，就算有汪海兵和刘松琳，还是不能回答这一个问题：凭什么1984年生的扎克伯格就能在Google眼皮底下做成一个Facebook？李想和戴志康已经基本没戏了。与此相应的还有1986年生的Lady Gaga，20岁出头就成了天后，下一个迈克尔・杰克逊。中国呢？别说他人，就是当下无比生猛的“春哥”(1984年生的李宇春)也都算不上入流。

　　逻辑也很简单，高中文凭的李想还是怪到中国的教育体系头上。每个美国小孩，从小就独立思考，基本上在高中阶段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然后为之积累。但中国的孩子基本上大学毕业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很多人一窝蜂地出国、进外企，然后考公务员。也就是说，当Lady Gaga16岁就开始给布莱妮写歌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小孩都还在父母的监督下学钢琴和上奥数培训班，这导致两个国家的年轻人的社会经历一上来就差了至少四年。“我们还在傻学的时候，人家已经在找人生目标了。”

　　换句话说，如果李宇春不是在20岁的时候才碰上超女，如果湖南卫视在公元1990年就开始大搞选秀，那么小李还是可能成为Lady Gaga量级的。如果戴志康和汪海兵在15岁而不是20岁，也就是1995年而不是2000年就碰上互联网，从那一天开始就和马化腾们一个时间点进入了互联网，那么他们还是更有机会的。

　　不过问题在于，大部分的中国小孩，既没有李想、戴志康和刘松琳他们豁达的父母和天性的胆量，也没有汪海兵那样的禀赋和机遇。

　　而立之年

　　30岁的80后凭什么立？

　　● 做好0~60分的积累，别再做一个不懂技术、不做产品、不看财务的总裁；

　　● 要想立得住，马步要扎得稳，马步就是基本的德行和基本的素质；

　　● 与扎马步相辅相成的是一种心态：务实，并且下沉，脚踏实地，不随风飘摇

　　高燃其实很无辜。

　　身边的人说：“虽然业内评价不高，但高燃人不坏。”人不坏而没有好名声的问题在于：0分~60分的积累没有做好，却着急想去做80分~90分的事情。具体说就是：不懂技术、不做产品、不看财务的总裁，却总在外面跑关系、建品牌、做市场。当那家容不下他自己的公司垮掉了，没人责问看走眼的VC和被糟蹋了的创业团队――定战略、做产品、搞运营的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反而花了几两银子且力单势薄的高燃被贴上一个“不靠谱”的标签。其实高燃没做错什么，高调的同时也宣传了公司。只是他0分~60分的积累没完成，只吆喝不干活。归根结底，马步不稳再加上雨打风吹。就算成了替罪羊，也认了吧。

　　还有郑立。分贝网原本是个很不错的底子，按照2007年那会儿的站位有希望做成Myspace这样的音乐社区和发行平台，拉到两笔货真价实的VC，比李想的泡泡网想象空间更大。不过，顶不住压力、抗不住诱惑的郑立还是被邪道拐了去。脑子糊涂，大是大非不能判断，要的就是命。

　　2010年，80后就进入30岁了。要立得起来，得有根基，得能站稳马步。从高燃和郑立两个人身上可以看到，马步意味着两样东西：基本的德行和基本的素质。与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的是一种心态：务实，并且下沉。

　　李想结婚了，自己买了好几套房子，不炒股。其中一套房子本来房东叫价是16000元/平方米，他砍去3000元，13000元/平方米成交。很多人吃惊：你这么有钱还跟人砍价？你咋这么能砍价？至于汽车之家，李想期望把它从现在的一年1个亿做到将来的10个亿。按照目前的态势，这个数字不夸张，跳一跳能摸得着。

　　戴志康也结婚了，结婚的状态让小戴感觉很好。原来是脏衣服随便扔一地，现在开始有意识地想：这么做太对不起另一半的辛勤劳动了？碰上某个纪念日要记得买礼物，买礼物的同时还要顾及双方父母的感受。至于Discuz的定位，从“当年的全国战争变成了现在的局部战争”；服务好中国的站长，让他们赚到钱，只要维持住行业前三，就死不掉，日子自然会好起来。对自己，要做到两点：第一，自我认同不能高于自己的实际价值；第二，必须有意识地降低自己的外部认同。

　　王豫华是当年跟郑立一起创业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他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3岁。2006年，他因不认同郑立的激进而出走。王的路子相对保守而踏实：先做了视频聊天网站，后做网页游戏研发，都是一开始就有收入，“养活自己，再求发展，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现在，王豫华身边有很大一帮80后、85后的做网站的人，每月能赚十几万，过着很自在的小日子，很踏实，没想后年就做成陈天桥。

p82 茅侃侃还在走“上层”路线，不过同时也踏实下来了，现在做教育培训行业

　　茅侃侃(1983年生，初中学历，2004年与他人创办MaJoy，任总裁)还在走“上层”路线，不过同时也踏实下来了。现在做教育培训行业，自己编书、写序言，自己去河南的学校里跟老师和校长谈判，一点点地学习潜规则，交学费，受虐待，然后签单子。由于父亲因病过世，侃侃一直陪着母亲住。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两个人彼此觉得相处很舒服。

　　李想认识了一帮80后的官二代。某人做房地产，一年收入七八个亿。但绝非纨绔作风，每天早晨八点，西装领带笔直到公司，从来没迟到。他们对这个社会知根知底，怎么搞定税务局和工商局，一门清。比如见到小官要给足面子，但一定不能多给一分钱的好处。太脏的事必须绕开，至于怎么绕开，要因人而异。砍价不能太理直气壮，装孙子要比理直气壮有效得多。

　　所有的迹象都表示，大家都在从高高在上的被追捧偶像下落到普通人的心境，另外，从可能曾经虚浮狂妄的状态下落到脚踏实地的境地。这其实在李想和戴志康看来，也就是练道。

　　所谓三十而立，就是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真实价值所在，并为之而努力，而不是为一个别人眼中的或者媒体鼓吹的漂浮的价值。立是脚踏实地，不是随风飘摇。

上述知情人士说，这项服务通过装有谷歌软件的电视机顶盒运行，用户可以通过它找到Dish卫星电视的节目，以及谷歌旗下YouTube之类的网站上的视频。

通过这项测试，谷歌更加深入地打进了一个已然十分拥挤的战场。从微软和苹果到电视和机顶盒生产厂商，大大小小的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让网络和电视“联姻”。

知情人士说，谷歌的测试是从去年开始的，参与测试的仅限于极少数公司员工及其家人，而且测试可能随时停止。

知情人士说，参与测试的观众用一个键盘输入搜索条件，而不是用遥控器来实现。谷歌希望将这项服务与其新生的电视广告代理业务挂钩，实现基于搜索和收看数据、向单个家庭播放广告。

谷歌发言人说，公司不会对谣言或传闻发表评论。

Dish Network的发言人拒绝置评。该公司拥有约1400万付费用户。